朱虹，英美文学专家、翻译家，年生于天津，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现为该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主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并长期担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客座教授。

朱虹教授著有《英美文学散论》（）、《美国文学简史》（上下册，）、《狄更斯小说欣赏》（）、《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英国小说研究（—）》（）等专著，主编和选编有《英国短篇小说选》《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奥斯丁研究》等多部外国文学作品集、论文集，同时还在国内外出版了《中国西部小说选》《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花的节日：当代中国女作家散文选》《坚硬的稀粥及其他：王蒙短篇小说选》《中国农村调查》等大量汉译英作品，另有英文撰写的文学评论多篇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术刊物上发表。

朱虹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性文学批评家，是国内著名的英美文学研究专家，也是致力于把中国当代文学推介给英语世界的知名翻译家。她的译作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推崇与赞誉。朱虹教授与海外多家出版社进行深度合作，成功地将自己的译作打入了海外主流商业图书市场，从而成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例。为了深入了解这位“文化输出”的早期探路人和成功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笔者对朱虹教授进行了专访。

采访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最近一次和朱虹教授见面是在4月27日。繁华之外，与87岁的老人谈过往，抚摸那些唏嘘不已的岁月，漫长的不再是岁月悠悠，而是悠悠之后的人性闪光。

蜿蜒求学路：从教会学校到北京大学

孙继成：朱老师好，您是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又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与推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的？早年又是如何学习英语的？

朱虹：这事还得从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谈起。20世纪40年代初的天津是日本占领区，学校一律开设日文课。我的生父曾留学美国，他要我学英语，于是把我放在天主教圣芳济会修道院附设的圣若瑟女子寄宿学校，该校的生活和教学语言都是英语，“外语”是法语和拉丁语。我在天津读了6年，后来转到北京的圣心学校，即圣若瑟的姊妹校，老师也是圣芳济会的修女。修女老师不懂数理化，数理化就全免修了。年新中国成立，学校急急忙忙宣布在校生毕业，修女给了我们每人一张纸（毕业证），然后就撤离了中国。

当时我才15岁，正值高校招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我连想都不敢想，因为物理、化学我都没有学过，只会英语。想来想去，我决定和同学们一道报考辅仁大学，因为该校也是天主教会办的，英语系的系主任是位美国人，是耶稣会神甫（Jesuit），也许他们会接收我。考试时，我在数理化的试卷上用英语哗哗地写满了自己读过的书，使劲表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还说我反正要读您的英语专业，数理化不好也不妨碍我学习英文。辅仁大学英语系果然接收了我，录取榜上，我的名字居然还排在了第一名。多年后，我的老同事董衡巽对我开玩笑说：“朱虹啊，你才是中国第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

孙继成：后来您又是如何从辅仁大学转学到北京大学的？

朱虹：有一天，一个叫杨登彪的男生对我说：“朱虹啊，您干吗在这里混啊？你不如考到北大去。”我说：“我哪能考进北大啊！”他说：“你考转学生，只考英语，不考数理化。”结果，我就参加了转学考试，还真考上了北大西语系。

孙继成：看来教会学校的全英语教学，为您日后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本功。进入北大西语系后，又开始接受专业的翻译训练，您对哪些老师的课程印象比较深刻？他们对您日后的工作又有怎样的影响？

朱虹：我印象最深的是潘家洵和朱光潜先生的翻译课，一共两个学期。可以说，这两位先生的翻译课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朱先生的课。

孙继成：潘家洵和朱光潜先生的翻译课程有何特点？

朱虹：两位老师的上课方法基本一样，都是给学生一个text（文本），一个星期是英翻中，一个星期是中翻英，然后就讨论同学们的作业。我们班上只有20多人。记得潘家洵老师让我们翻译《红楼梦》中的一段，文中有晴雯“撂手绢”的一个“撂”字，同学们用了好多词来翻译，如throw,cast等，我用了“tossitover”来翻译“撂”字，结果得到了潘先生的肯定。

朱先生对学生的翻译讨论更为严格。在我印象中，自己得到的批评较多。记得朱先生当时从《人民日报》上选过一篇报道《与冰的斗争》让我们翻译。文章讲述了中国人民 在朝鲜破冰前进的艰难。我当时受斯坦贝克（JohnSteinbeck，—）小说《人鼠之间》（OfMiceandMen）的启发，就套用并译成“OfIceandMen”，对此，自己当时还比较得意，我以为朱先生会表扬我。结果，朱先生批评我说，我的译文没有反映出struggle（奋斗；斗争）之意，没有反映出ice（冰）和men（男人；人类）之间的关系。这种严谨的教学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孙继成：听说卞之琳先生也给你们上过课？

朱虹：卞先生在三年级的第二学期给我们开的课程是GreatEnglishWriters（伟大的英国作家）。课上，卞先生对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ChristopherIsherwood，—）讲得很多，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衣修午德是当代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我们精读过《紫罗兰姑娘》（PraterViolet）、《告别柏林》（GoodbyetoBerlin）等，欣赏得比较细致。卞先生指出，萨利（Sally），即《紫罗兰姑娘》中的女主人公，跟男人打交道总是吃亏，可还自以为很精明。后来我们才知道，卞先生在英国时见过衣修午德，《紫罗兰姑娘》就是卞先生翻译的。记得卞先生还通过16—17世纪的一首诗歌《心的交流》（ExchangeofHearts）给我们分析了当时的等价交换观念，他对文本分析得比较细致。那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卞先生，他为人潇洒，很有风度。

哈佛燕京路：从女性主义研究到中译英

孙继成：您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社科院外文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朱虹：年，我从北大西语系毕业时，在毕业分配表上填的第一志愿就是外文出版社，当时我就一心想去做中译英，但没有被外文出版社所接受。后来，我的材料转到了刚刚筹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该所西方文学室即社科院外文所的前身。当时的我是“政治（家庭出身）不好，身体不好，英语好”，是何其芳所长拍板收留了我。年9月23日，我到文学所报到上班，何所长找我例行谈话，要我“学理论，读名著，积累资料，放长线，钓大鱼”，和我谈了整整四个小时，这使我终生难忘。

孙继成：您在外文所的研究方向是英国19世纪小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您就开始了女性主义研究，并选编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动了国内的女性意识与性别研究，继而您又编译了TheChineseWesterns:ShortFictionfromToday’sChina（《中国西部小说选》），由美国兰登书屋巴兰坦分社（BallantineBooks）于年出版；后来这本书被英国买了版权，改名为SpringofBitterWaters（《苦水泉》）得以再版。这是不是您的第一部中译英的作品，您自己当时有何感想？

朱虹：我研究思路的转向以及上述著作的出版都与哈佛燕京学社有着奇妙的关系。记得年末，我接待过美国第一个人文学科访华代表团，其中就有伯克利大学的汉学家白芝（CyrilBirch，系《牡丹亭》英译者）和哈佛大学的汉学家韩南（PatrickHanan）。他们拜访诗人冯至和卞之琳时，让我担任了随行译员。谈话期间，韩南教授赞扬了我的英语口语，并问：“你怎么不去美国访问？”我当时听了还一愣，说：Isituptome？（这能由得了我么？）没想到，这一问一答，就成了我去哈佛燕京学社的例行面试了。年初，我成了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中断联系30年后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之一。尽管之后我也在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多个研究中心做过交流，但是哈佛燕京学社是我经历过的第一个，而且时间最长、印象最深。这一年的访学经历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为我打开了眼界，拓展了学术视野，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给了我新的动力、新的目标，尽管当时我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

孙继成：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都有哪些？

朱虹：年秋，我选修了哈佛大学文学系最“叫座儿”的一门大课——艾伦（DanielAllen）教授的《美国文学导论》，上百人挤在大教室里上课，讲课往往会在学生的掌声中结束。这一年为我打开了美国文学的纷繁世界，也为我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提供了新的批评和理论视角，自己重读文本，居然有了一种重新发现的喜悦。哈佛燕京学社读书、听课、交流的收获对我十年后，也就是年，应邀为哈佛大学成人夜校和暑期班开设“英国19世纪小说”专题课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的访学收获还体现在我从英国文学研究中发现了“女性主义”。记得当时读过E.肖沃尔特（ElaineShowalter）的《她们自己的文学》（ALiteratureofTheirOwn），尽管她谈的是英国女性文学的传统，但对我的启发不仅限于英国，也不仅限于文学，而是启发了我从性别角度而来的“女性意识”，这为我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

孙继成：哈佛燕京学社的这次访学对您从事中译英的翻译工作起到了什么作用？

朱虹：这也是我要提及的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写作风格迥异的作家群体。但除了少数汉学家之外，西方读书界对中国作家知之甚少，出版商也不愿在中国文学上进行投资。不少中外作家都指出了这一奇怪现象，于是我自己就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想做点中译英的尝试：把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实现我40年前未了的翻译夙愿。年，我恰好得到了哈佛大学英语系的邀请，参加他们的一个特别项目“美国文学——国际展望”，此项目专请美国之外的学者赴美举办三次讲座。我当时的题目是“美国文学在中国”，便趁机讲了一点自己对于当代中国小说的心得。为了帮助听众更好地理解，我还翻译了贾平凹的《人极》和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并复印在现场散发，赢得了听众的认可与欢迎。会后，有听众感叹说，最好能在美国出版它们。于是我就联系了王蒙、王家达、朱小平、唐栋、贾平凹和张贤亮，取得了他们的授权，赶译了八个短篇，凑成了我的第一本译著《中国西部小说选》。这次试译的成功，为我自己开发了一小片翻译园地，能让我细耕慢做。

■朱虹选编、翻译并在美出版的《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

沿着女性意识研究路向推介中国当代女作家

孙继成：请谈谈您第二部译著TheSerenityofWhiteness:StoriesbyandaboutWomen（《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短篇小说选》，BallantineBooks，）的出版背景。

朱虹：年，我从哈佛燕京学社访学回来后，沿着自己女性意识的研究路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