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陈建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年1月出版，页，元

“周瘦鹃”，我相信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点了解的读者对这个名字可能不会陌生，但是如果没有更深的了解和研究，恐怕大都只知道他是所谓的“鸳鸯蝴蝶派”，是被批判的守旧文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今天从旧的主流叙事框架来看自清末到民初十多年的那段思想文化景观与文学生产版图的“视差”有多大，那个真正的周瘦鹃距离我们就有多远。另外，自从海内外现代文学史界先后从不同的学术语境出发而提出“重写文学史”以来，研究范式一再突破、推进，“话语场”的扩充与推移不断包围与切近历史语境，从这个角度来看，完全可以期待周瘦鹃研究的深化与突破带来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新的研究面向和“话语场”。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陈建华的煌煌巨著

《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

（上海文艺出版社，年1月）凝聚了作者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回应了海内外现代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前沿的问题意识，显示了在周瘦鹃研究之上更具有普遍性价值和意义的学术新范式，毫无疑问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与都市通俗文化研究的重大创获。

《紫罗兰的魅影》首先是一部关于上世纪民国初期通俗文学“礼拜六派”的创始人、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时事评论家、杂志编辑、出版家和电影评论家周瘦鹃一生的跨界传奇，是对他跌宕起伏的艺文生涯与思想情感所作的探讨。但是更应该说的是，这是借周瘦鹃的艺文生涯和他的“紫罗兰魅影”演化出来的一部以上海为中心的民国初年现代都市文艺的百科全书；同时也可以说是以周瘦鹃为地标重新认识和描绘的现代通俗文学的整个文化版图，其学术意涵远远超出了一个作家的个案研究。从全书各章的论题安排和关键词来看，已然相当清晰地呈现出一种宏观与微观兼备的研究面向、敏锐而深刻的问题意识和脉络化的叙事结构，因此应该移录于此——第一部“思想、社会与文学背景”：序章“文言、白话与新旧兼备的文化政治”、第二章“周瘦鹃、茅盾与二十年代初新旧文学论战”、第三章“对照镜：‘新’与‘旧’的历史脉络化”、第四章“《申报·自由谈》：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第二部“紫罗兰与‘爱的社群’”：第五章“‘紫罗兰’的自我再现与都市镜像”、第六章“紫罗兰魅影：爱情、婚姻与家庭”、第七章“文学商品与文化意涵”；第三部“小说创作”：第八章“早期心理小说与‘礼拜六派’”、第九章“‘杜撰’小说：民初政治、女性与美学”、第十章“抒情传统、欧美文学与上海杂交”、第十一章“‘诗的小说’与抒情传统的回归”；第四部“电影文化”：第十二章“文人从影与中国早期电影”、第十三章“《影戏话》：中国电影批评的先驱”、第十四章“‘影戏小说’：早期欧美电影翻译”、第十五章“现代文学主体的视像技术建构”、第十六章“结语：上海世俗的百年沧桑”。在每一章下面的各小节则是具体的微观议题，整部著作的论述结构层次分明，不断转换的研究视角始终与核心议题相互连结，形成一个既有广阔视野又有核心论域和充分阐释力的研究框架。仅以题为“文言、白话与新旧兼备的文化政治”的“序章”为例，下面七小节的标题分别是“文学史的‘文言’视角”、“文言与白话：历史轮流转”、“小说与纯文学”、“《玉梨魂》与‘共和’文化政治”、“周瘦鹃与民初范式转型”、“年代：公民社会与文学空间”和“余论：世纪回眸新旧传统”，体现了作者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与文化政治论述之间的博学慎思，在叙述中史识、情理融汇灌注，气势酣畅，可以看作是全书的基本要点和核心论述。

作者在“自序”中把如何与周瘦鹃研究结缘的经过娓娓道来：自从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半月》每一期的封面时髦女郎初遇，亦新亦旧的气息，无穷无尽的叙事，稠软、雾苏而延绵，于是有了期末论文；在得到李欧梵老师的高度肯定之后，研究周瘦鹃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就此一锤定音。“假如把民国看作一个整体、把文化也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无论革命、共和、茅盾，任是书籍、报刊、电影，无一不与周瘦鹃有关。”（“自序”）在民国前期的文学创作乃至整个都市艺文事业中，“周瘦鹃”这个名字曾经星光熠熠、颇为风光，但是在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很快被边缘和被贬抑。的确，“与五四作家相比，他不如鲁迅那么深刻，不如郁达夫那么颓废，也不像郭沫若那么浪漫，不像徐志摩那么理想化或茅盾那么政治化。但他们的这些特质在周瘦鹃的写作中或多或少都可找到，总的来说他的文风只能以似真似幻的‘魅影’一词来加以形容。的确，周瘦鹃声称为‘消闲’写作，体现了时尚化自我包装的迷思，虚构了万花筒般的都市身份，正是在‘通俗’意义上，他是现代中国最浪漫、最复杂的作家之一。”（页）也正是在通俗的、浪漫的和复杂多面的意义上，作者在这部大著中让“周瘦鹃”全面地、以在以往现代文学叙事中前所未有的面貌、精神复活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为“这固然出自笔者同情的初衷，其实是他在历史轮回中的复活。”（“序章”）所谓的“历史轮回”，说的其实就是历史研究者所处时势和学术语境的变易，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使然。在周瘦鹃的复活中，人们得以重新认识他所主张、所毕生不懈地实践的“新旧兼备”的改良主义的真正意义和价值，重新挖掘在中西文学观念与手法的碰撞交融中文言与白话并重的可能与优势，重新评价传承中国抒情传统所产生的面向都市社会的雅俗共赏美学价值。概而言之，周瘦鹃的“复活”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的“日常现代性”的复活，其重要性不亚于张爱玲、沈从文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复活，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新的反思，很有可能发展出新一轮的“话语场”。说到这里，顺带想起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陈建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身份定位”似乎也是一个问题，他的资源、视角、范式究属“国内”还是“海外”？实际上他是“双栖”、“跨际”的，他从“革命”向“共和”一路走来，在时代风雨与众声喧哗之中不断发现在历史叙事的褶皱中被遮蔽的各种面向。在夏志清的重读现代小说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王德威的“晚清现代性”之后，陈建华对民初都市文化的大众欲望与日常现代性中的文学魅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