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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的金桃

——唐代舶来品研究

作者:[美]薛爱华(EdwardH.Schafr)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吴玉贵

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精装）

出版时间:-4

定价:98.00元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18类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此书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本书是最新修订译本，内含24页彩色图片，另保留原书风格20幅黑白题图。

唐贞观年间，中亚有个小国叫撒马尔罕，向唐朝进献了生长于本国的桃子，“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这种黄澄澄的果子，立刻成了当时王公贵族们的宠物，它的树苗被人不远万里载来长安，种植在皇城内。这金桃是唐帝国一切昂贵舶来品的象征，甚至使人联想到传说中西域王母娘娘的蟠桃。

章怀太子墓壁画，礼宾图

金属制品在唐朝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唐朝的金属工艺也很先进。在唐朝的外国人总是千方百计地要从唐朝搜寻金属制品带回本国。反之，唐朝政府则不断颁布诏令，禁止金、银、铜、铁的出口，阻止外国商人将铜、铁转输到唐朝境外。尽管唐朝的天然矿产资源非常丰富，但是有些金属的供应却一直是很短缺的。黄金就是其中之一。

永泰公主墓壁画，唐朝宫女

唐朝本土主要的黄金产地在四川。四川出产的黄金是冲积层中的金片，当时称作“麸金”。唐朝诗人许棠曾经描写过位于今四川省东北部地区的龙州的黄金。这里是一个“碧溪飞白鸟，红旆映青林”的优美去处，而且还是黄金的产地。诗中说这里是：土产唯宜药，王租只贡金。但是比四川更重要的黄金产地是岭南、安南的金矿。这些金矿往往分布在只有土著人居住的崎岖深险的地方：南人云，毒蛇齿落石中，又云蛇屎着石上及鸟屎着石上，皆取毒处为生金。以上是博学多识的唐朝药物学家陈藏器的记载，但是他又称，这种以“大毒杀人”著名的“生金”应该与对人无害的“黄金”区别开来，而他本人就曾经亲身观察过采金的具体过程：常见人取金：掘地深丈余至纷子石。石皆一头黑焦，石下有金。大者如指，中者犹麻豆，色如桑黄，咬时极软，即是真金。夫匠窃而吞者，不见有毒。其麸金出水沙中，毡上淘取或鸭腹中得之。唐朝黄金的另一个来源是富州、宾州、澄州(都在广西南部)等地区江溪沿岸的居民，据记载，这些地区的人民“以木箕淘金为业”。另外在广州也有一个金池，“彼中居人，忽有养鹅鸭，常于屎中见麸金片。遂多养，收屎淘之，日得一两或半两，因而致富矣”。

唐朝寻找金矿的人沿用古人找矿的方法——即传说中指出的，利用标识植物找矿的方法。据他们讲，地面上有姜属植物，表明有铜矿或锡矿；野生的葱则是银矿的标识物；而生长冬青的地方，也就是金矿的隐蔽处。散布在土地中的金属微量元素有利于某种特定的植物生长，而这些植物的存在，则相应地表明了附近有可采掘的矿藏存在的可能性，这一点近来已经在西方得到了确认。

在唐代，人们已经知道水银可以“勾”致黄金；但是我们还不清楚唐朝人是否也知道通过汞合的方法从沙子和粉碎的母岩中分离出黄金。或许这种方法当时还只是道教徒的秘术。

在唐朝之前，金、银很少作为盘子、瓶子甚至珠宝类饰物的基础材料，在一些仿照古代青铜器风格的贵重制品中，黄金被用来充当某种饰物，黄金还是大型青铜器皿的一种辉煌灿烂的镶嵌物。但是，将黄金打制成为薄片的波斯工艺，赢得了唐朝金属工匠的喜爱——或许在唐朝境内有一些从大食逃出来的波斯金匠，并由他们教授唐朝的工匠——从而取代了在铸模中浇铸金属器物的古老的工艺。随着受到大众欢迎的新技艺的传入，萨珊波斯的设计图案和外观造型也传到了唐朝——花卉景致中的狩猎场面，对称的葡萄以及圆花饰图案等。尽管外来的风气在唐朝非常盛行，但是古老的装饰金属的工艺并没有被人们忘记：例如有一种银柄剑，剑身上镶嵌着金云，还有一种短剑，剑柄外层为檀香木，剑身镶嵌着金花。

金叶、金箔、“雕花金”等金属材料，全都是唐朝的艺术家使用的材料，所谓的“雕花金”就是金叶贴花的一种类型。正如我们通过敦煌发现的样品了解到的那样，叶片金在唐代被用于绘画，同时正仓院也收藏了许多用金叶装饰的精美的器物——例如“新罗五弦琴”就是用雕金花鸟装饰的。据我们所知，在唐代至少有一座城镇中的金箔工是专门制作这些辉煌华美的器物所需要的材料的，这座城镇就是安南的驩州。

在唐代，贵重金属还被嵌进漆底之中。这种工艺现在通常以其日文名称“hidatsu”为世人所知。现在尚存的唐朝实物有一种盒子，盒盖上有用金、银嵌帖成的花鸟云彩图案。文献记载表明，这种方法被应用于所有的器物上——当安禄山在长安得宠时，玄宗在赐给他许多贵重器物的同时，还赏赐了“金平脱犀头匙箸”“金银平脱隔馄饨盘”；杨贵妃赐给安禄山的器物有“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椀”。

在更世俗一些的层面上，“黄金”代表了所有价值高昂之物，但是主要还是代表人的高贵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唐太宗将魏徵比作冶金的良匠，他说：“卿独不见金之在矿也，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唐代有许多篇以“披沙拣金”为题写成的赋；柳宗元以“求宝之道同乎选材”为韵撰写的《披沙拣金赋》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明喻的基础是黄金具有“沉其质”“耀其光”的特性，而这与“碎清光而竞出，耀真质而持殊”的有德之士的特点是相同的。

黄金在唐朝的情形大体如上。但是唐朝境内的生产的黄金，并不能满足唐朝人的大量需求，于是，亚洲各地的黄金就越过唐朝边界滚滚而来。虽然伊朗很可能是打制金器工艺的最早的发源地，而唐朝工匠制作的金器的图案中，有许多最初也必定是受到了伊朗金器的启发，但是在对唐朝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各国的工匠中，吐蕃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观、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献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了吐蕃的大型的金制品。吐蕃的金饰工艺是中世纪的一大奇迹。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大量流入唐朝的吐蕃金制品的记载，同时也希望未来的考古学家能够在中国发现吐蕃制造的，或者是受到了吐蕃影响的唐朝黄金制品。

吐蕃最早向唐朝贡献的一批金器，就是由吐蕃流入内地大批金器的一个例证。贞观十四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大相禄东赞来到长安，安排吐蕃君主松赞干布与唐朝公主的婚姻。为了缔结婚约，他向唐朝贡献了重达千斤的金器和其他许多珠宝。第二年，有一位唐朝公主与高原之君结姻，后来她被感恩戴德的吐蕃人祀奉为神灵。阎立德曾经画了一幅作品来纪念这次事件，可惜此画今已不存。

贞观十四年（)贡献的金器具体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但是为了庆祝唐太宗迅速取得征伐高丽的胜利，松赞干布在贞观十五年()以子婿的名义向唐太宗贡献了一件礼物。文献中详细记述了这件礼物，可以供我们参考。这是一件高达七尺的鹅形酒壶。显庆二年十二月()，吐蕃又贡献了一件神奇的金属制品：这是一座金城，“城上有狮子、象、驼、马、原羝等，并有人骑”。

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金属器皿。吐蕃可以说就是一个黄金之国，九世纪时，吐蕃赞普住在一顶奢华的大帐之中，帐内装饰着用黄金制作的虎豹和其他爬行动物的形象。不过其他各国也出产黄金：回鹘可汗在喀喇巴剌哈逊的金帐可以容纳一百人；遥远的拂林王坐在“金蘤榻”上；新罗国向唐朝贡献了大量的黄金；东胡部落、南诏国，包括石国、史国、米国在内的许多突厥斯坦国家。也都偶尔向唐朝贡献金属器皿。多雪的勃律国也曾经向唐朝贡献过金花。但是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黄金来源中，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我们尚未在文献中见到有关印度支那的黄金传到唐朝的记载。在马来亚某地，有一块著名的黄金之岛或黄金大陆(Suvarn·advīpa)，对于印度人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传说中的“黄金之国”——这种口碑传说是促成东南亚的印度移民点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在中国却没有发现这种传说。

《五台山图》（局部），敦煌壁画

在唐玄宗统治时期，玄宗的儿子写过一篇《龙池书》，玄宗向这位皇子赏赐了一条“紫金带”，以表示对他献书的酬报。这条紫金带是他的先祖唐高宗破高丽时得到的。其他各种紫金器具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也屡见不鲜。比如一位年轻的武士，向人们炫耀他的“白玉镫”，而在他的袖中还有一枚“紫金锤”；天祐元年()时，唐昭宗已经成了一位徒有虚名的皇帝，他赐给了当时实际的统治者朱全忠“紫金酒器，御衣玉带”。诸如此类的器具，都是非常精美的紫金器。冰天雪地的勃律也出产紫金。

尽管在明代时，可能只有精美的真紫金的仿制品，但是真正知道紫金这种名称华美的金属是早在唐代以前的事，而且在宋代及其之后，紫金这个名称也还一直流传不绝。

我们或许可以在古埃及找到一条考定“紫金”的线索。在图特安哈门陵墓发掘出土的大批器物中，我们发现了一种表层为玫瑰紫红色薄膜的黄金饰物；例如其中有一位年轻国王拖鞋上的玫瑰花结，就是用这材料和纯黄金线交错制成的。在苔沃斯莉特王后的王冠上，发现了与这种材料相同的特殊材料，这位王后属于第十九王朝。而在第二十王朝拉美西斯十一世的耳环上，也同样发现了这种材料。实验表明，这是一种含有微量铁的黄金，当加热时，它就会变成紫罗兰色。后来这种对金属器皿着以玫瑰紫色以及其他颜色的技艺，就成了古希腊炼金术士珍视的奇技秘术。现在已经从亚历山德里亚和拜占庭的莎草纸古写本中了解到了这些秘密。紫金的起源地存在两种可能性：唐朝、勃律以及高丽的紫金与埃及无关，它代表了东、西方炼金术之外的一种有趣而又可谓是偶然的工艺技术，也就是说中国与埃及的紫金冶炼技术是各自独立发现的；另外一种可能则是，这种技术是由西方传播到亚洲去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但不管是模仿的还是原有的，中国的紫金必定是道教炼丹家的研究成果。

萨珊波斯银碗

唐朝银的生产集中在岭南和安南地区。这种白色的金属大多数显然是通过烤钵冶金法从方铅矿中提炼出来的。在三百八十四份铅中，只能生产出一份或者是两份白银。九世纪初期，唐朝开工的银矿有四十处，年产银一万二千两，到九世纪中叶，银矿增至四十二处，年产银一万五千两。

至少到九世纪中叶为止，唐朝银匠的制品都一直是精美绝伦的。九世纪中叶时，在会昌五年()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之后，伊朗的影响逐渐衰退，从而开始了唐朝银器制作的衰落期。唐朝工匠制作了许多图案，它们通常都是“在使劲敲击出来的一个个圆圈构成的背景上，镂刻出浮雕花样的装饰”。有时这些图案是采用凸纹浮雕制成的；偶尔也有雕刻的图案。整个银制品一般都是由几块焊接在一起做成的，这种技术特别被用来制作高脚杯。所有银器的装饰都大量地使用了部分镀金和镶金的工艺。在这些碗、盘、盒、杯上表现的画面，通常是神话中的场面，或者是花卉、野兽，尤其是“皇室出猎”的场面，这种主题与萨珊银器和织物上的狩猎图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有些银器的图案也表现了古老的中国本土的风格，它使人联想到汉代的石浮雕。唐朝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工艺，就是将银箔或者镀金银箔运用在铜镜上。唐朝还能制作银平脱，所谓的银平脱就是将带有图案的银薄叶嵌在漆中。我们知道有一件很有名气的银平脱实物，是一位很典型的丰腴润泽的宫女的形象；如同正仓院收藏品中展示的有些宫女的形象一样，这位宫女也是站在一棵树下。其他的银制品还有剪、铗、杓以及墓俑等。

在标准的药物中，有一种叫作“银膏”的药，这种药显然是炼丹术士制作的；“其法用白锡和银箔及水银合成之”，银膏具有“安神定志”的疗效。另外还有一种叫“黄银”的制品，“为器辟恶，乃为瑞物”，我们虽然不知道黄银的成分，但它肯定也是道家的发明。最后应该提到的是乌银，使用硫黄熏染银子，就可以得到乌银，“工人用为器，养生者以器煮药，饮之长年”。

一般而言，唐朝的白银与黄金都不作为通货使用，至少不是作为政府发行的通货使用。但是岭南的金银比其他地方更为普遍，所以在岭南将金银作为一种交换媒介自由流通，这就如同唐朝中部山区以朱砂和水银作为交换媒介一样。的确，除了“五岭(五岭是岭南与唐朝其他地区的分界)买卖一以银”之外，银对于广州地区的商业生活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以至于当元和三年()禁断采银时——当时皇帝强调“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特别将岭南地区排除在了被禁断的地区之外。

除了突厥斯坦、东北的一些部落偶尔向唐朝贡献银外，唐朝的大多数贡银来自新罗和吐蕃。这些地区贡献的银一般是做工精美的银器。

显庆二年十二月（年初)，吐蕃赞普献给唐朝皇帝的贡礼中有一件叫作“金颇罗”的金器。另外一次是上元二年（)龟兹王“献银颇罗，赐帛以答之”。而且据记载，曹国有得悉神祠，祠中“有金人、金颇罗，阔一丈五尺……并有金银器，胡书云：‘汉天子所赐神器’”。但是“颇罗”——不管是金的还是银的——究竟为何物，对我们来说现在还是一个谜。

唐朝人所知道的黄铜，实际上是铜与锌的合金，黄铜是波斯的产品，在汉文中叫作“鍮石”(相当于英文“tuttyston”)，这个词来源于波斯文“tūtiya”，意思是指“锌石”。唐朝输入的鍮石是供宫廷工匠使用的，鍮石还是八、九品官员的袍带上的饰物。而且在炼丹术士玄妙的汞合金中，也使用“波斯鍮石”的碎屑。开元六年()，米国曾经向唐朝贡献“鍮”。

有时候，唐朝使用鍮石的数量一定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在长安的一所寺庙中有一尊用鍮石做成的，高达六尺的毗卢遮那佛立像。

但是唐朝人很可能已经知道了合成这种金属的秘密：他们肯定能够生产其他一些精美的合金。白铜是一种铜与镍制成的银色混合物，自从汉代以来，中国人就已经能够生产这种金属了；在正仓院的收藏品中，就有一尊用白铜制成的长柄香炉。另外，我们还知道在正仓院宝藏中有一尊用“红铜”制成的香炉，据称这是一种锑、金、铜的合金。英—印混合语中的“tootnagu”，就是指汉文的“白铜”，后来波斯人将它称作“khar-cini”(中国石)，据说中国人用它来制作镜子和箭镞，而穆斯林则用这种金属制作长矛尖、指环和铜铃。

唐三彩，胡人与骆驼

中世纪的中国人没有铸造金币，他们将这种贵金属节省下来，用于制作一些奢华而排场的器物；在岭南地区，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的银(显然还有金)则属于例外。不过唐朝人很欢迎外来的黄金。日本使臣带到唐朝的贵重资源大部分是金粉。六世纪时，在唐朝流行西域诸国，特别是龟兹的金、银币。七、八世纪时，唐朝在西域的保护国中一定都使用了金、银币，在高昌的一具男尸口中发现的银币就是明证。这枚银币的一面是阿胡拉·玛兹达的祭司，另一面是哈里发穆阿维叶的名字。与这枚多种文化混合的银币一起出土的还有普通的唐朝铜币。

在西域商人的手中，甚至还有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这些钱币上的胡神和夷狄之王的形象对唐朝人来说是很新奇的，所以有些钱币是出于玩赏的目的而进入唐朝本土的。例如在长安附近的一座隋代墓葬中发现了查士丁二世的拜占庭金币。在属于同一时期的河南的一座墓葬中，也发现了两枚库萨和二世的银币。看起来唐朝的外来钱币似乎没有隋朝那样普遍。但是这也许是由于单纯依靠带有偶然性的考古发掘而产生的一种错觉。长安郊区的一座唐墓中出土过一枚拜占庭金币，在附近的另一座墓葬中也发现了库萨和二世的银币。

据一本描写广州的唐朝著作称：“大食国出金最多，贸易并用钱货。”据此推断，在位于唐朝南端的广州地区，在贸易中可能使用了伊斯兰国家的金第纳尔。

胡人持酒瓶形象陶俑

薛爱华（（EdwardHtzlSchafr，—）

旧译爱德华·谢弗，美国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唐代研究乃至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年获伯克利加州大学学士学位，攻读人类学；年获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任教于柏克莱加州大学，直至年退休。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并长期主编《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AOS）。

他深受传统欧洲汉学影响，重视历史语言文献的研究（精通十几种古今语言），加之他在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丰厚学养，使他的中国中古研究呈现出开阔的视野与多视角融合的特点。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中外史学界均享有盛誉，如：唐代的社会文化史，尤其是物质文化（名物）研究、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原汉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合、道教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是唐诗与道教在唐代文化中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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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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